梁晓声

    1977年母亲病危时，我坐在病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，问母亲还有什么嘱咐我的。

    母亲望着我，眼角淌下泪来。母亲说：“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，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......”

    我心大恸，内疚极了，俯身对母亲耳语：“妈妈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哥，绝不会让他一个人待在精神病院里......”

    当天下午，母亲走了。

   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，我住进一家宾馆，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。哥哥一见我，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，他说：“二弟，我好想你。”

    算来，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，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。

    我不禁拥抱住他，一时泪如泉涌，心里连说：“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......”

    我帮哥哥洗了澡，陪他吃了饭，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。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，而我只能实话实说：“现在还不行，但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。”

    一返回北京，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，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，简易装修，添置家具。半年后，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，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。二小也是返城知青，居无定所，也没工作。由他来照顾哥哥，我给他开一份工资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他对哥哥很有感情，由他来照顾哥哥，我放心。
    那三年里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，二小也挺知足，他们居然都胖了。我每星期去看他们，一块儿做饭、吃饭、散步、下棋，有时还一块儿唱歌......
    但好景不长，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兄妹，一天不慎从高处跌下，不幸身亡。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，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，亲自照看哥哥。

    我对哥哥说：“哥，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，他成家了......”

    哥哥愣怔良久，竟说：“好事。他也该成家了，咱们应该祝贺他，你寄一份礼给他吧。”

    我说：“照办。但是，看来你又得住院了。”

    哥哥说：“我明白。”

    那年，哥哥快60岁了。他的头脑、话语和行动越来越迟饨，但没有任何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，相反，倒是每每流落出自卑来。

    我说：“哥，你放心，等我退休了，咱俩一块儿生活。”
    哥哥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
   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，有私立的，也有公立的。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，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。
    前几天，我又去医院看他。天气晴好，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我看着他喝酸奶，和他聊天。在我们眼前，几只野猫慵懒地横倒竖卧。
    我问：“哥，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?”
    哥哥说：“那是一个童话。”
    我又问：“为什么是童话?”
    哥哥说：“妈妈认为只有那样，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。妈妈编那个童话，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。当年，我曾下过决心，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，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......”
    “我认为，我是你们的班长，我要替家里也替你们去做最难的事。当年，对于咱们家，有孩子考上大学是最难的事......可惜，我没完成班长的任务，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......对不起......”
    他看着我苦笑。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。自从生病48年来，他第一次说了这么长的话。我心一疼。黯然无语，呆望者他，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。
   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桶，又坐下后，看着一只猫反问：“你跟我说的那件事，也是童话吧？”  

    “什么事？”我的心还在疼着。“就是，你保证过的，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，和我一起生活。“想来，那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，不料哥哥始终记着。听他的话，也显然一直在盼着。

   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。头发几乎掉光了，牙也不剩几颗了，背驼了，走路极慢，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显得老多了。而他当年，可是个一身书卷气、儒雅俊秀的青年，从高中到大学，追求他的女生很多。
    我心又是一疼。
   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年纪，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，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，甚至有几分悸恐、栖惶，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。
    “你忘了吗？”哥哥又问，目光迟滞地望着我。
    我赶紧说：“没忘，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。”
    “我有耐心。”他信赖地笑了，话说得极自信。随后，目光望向远处。
    其实，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——更老的我，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，在我看来，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。

（选自2011年12月29日《现代女报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