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加尔文 渥星顿

    父亲的手粗壮、有力，能不费力气地修剪果树，也能把一匹不驯服的骡子稳稳地套进挽具。他这双手还能灵巧、精确地画一个正方形。使我最难忘的是每当这双手抓着我的肩膀，我就感到的一股特殊的温暖。这双手几乎能干一切活儿。然而，只在一件事上，这双手令人失望了：它永远没学会写字。

    父亲是个文盲。美国的文盲人数现在已经逐渐减少了。但是，只要还有一个文盲，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，想到他那双不会写字的手和这双手给他带来的痛苦。

    父亲六岁时，开始在小学一年级读书。那时，课上答错一题，手掌上就要挨十下打。不知什么原因，父亲那淡色头发下面的脑袋怎么也装不进课上讲的数字、图形或要背的课文。在学校才待了几个月，我爷爷就领他回家了，让他留在农场干成年男人干的农活儿。

    若干年后，只受过四年教育的母亲试图教父亲识字。又过了若干年，我用一双小手握着他的一只大拳头，教他写自己的名字。开始，父亲倒是甘心忍受这种磨炼，但不久，他就变得烦躁起来。他活动一下指头和手掌，说他已经练够了，要自己一人到外边散散步。　　

终于，一天夜里，他以为没人看见，就拿出他儿子小学二年级的课本，准备下工夫学些单字。但是，不一会儿，父亲不得不放弃了。他趴在书上痛哭道：“耶稣──耶稣，我甚至连毛孩子的课本都读不了？”打那以后，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学习，都不能使他坐在笔和纸面前了。
    父亲当过农场主、修路工和工厂工人。干活时，他那双手从未使他失望过。他脑子好使，有一股要干好活的超人意志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他在一家造船厂当管道安装工，安装巨型军舰里复杂、重要的零件。由于他工作劲头大、效率高，他的上司指望提拔他。然而，由于他未能通过合格考试而落空了。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通到船的关键部位的条条管道；同时，他手指可以在蓝图上找出一条条线路。他能清楚地回忆出管道上的每一个拐角、转弯。然而，他却什么都读不懂、写不出。
    造船厂倒闭后，他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。他夜里在那儿上班。白天抽出些睡觉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农场。棉纺织厂倒闭后，他每天上午到外头找工作，晚上对我母亲说：“通不过考试的人，他们就是不要。”
    最后，他在另一家棉纺织厂找到了工作。我们搬进了城。父亲总是不习惯城里生活，他那双蓝眼睛褪色了，脸颊上的皮肤有些松弛了。但是那双手还是很有劲儿。他常让我坐在他膝上，给他读《圣经》。对我的朗读，他感到很自豪。
    一次，母亲去看我姨妈，父亲到食品店买水果。晚饭后，他说，他给我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水果。我听到他在厨房里撬铁皮罐头的声音。然后，屋里一片寂静。我走到门口，看见他手拿着空罐头，嘴里咕哝道：“这上的画太象梨子了！”他走出门，坐在屋外的台阶上，默不作声。我进屋看到罐头上写着“大白土豆罐头”。但是那上面画的的确象梨，难怪父亲把它当梨买来了。
    几年后，妈妈去世了。我劝父亲来和我们一起住，他不肯。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因为轻微的心脏病发作，他常常住医院。老格林医生每星期都来看他，给他进行治疗。医生给了他一瓶硝酸甘油片。万一他心脏病发作，让他把药片放在舌头底部。
　　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，他那双又大又温暖的手放在我的两个孩子的肩上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父亲到新城市里居住。三个星期后，他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了。
　　我只身一人回来参加葬礼。格林医生说他很难过。实际上，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刚给父亲开了一瓶硝酸甘油。然而，他在父亲身上却没找到这个药瓶。

他觉得，如果父亲用了这药，大概还能等到急救医生的到来。

在小教堂举行葬礼的前一小时，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父亲的花园门口。一个邻居就在这儿发现的他。我感到十分悲痛，蹲下身，看着父亲生前劳动过的地方。我的手无目的地挖着泥土时，碰到一块砖头。我把砖头翻出来，扔到一边。这时，跳入我眼帘的是一只被扭歪、砸坏、摔进松土里的塑料药瓶。
    我手里拿着这瓶硝酸甘油片，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：父亲拼命想拧开这个瓶盖儿，但拧不开；他在绝望中，企图用砖头砸开这个塑料瓶。我感到极端痛苦，知道父亲至死也没能拧开这个药瓶。因为药瓶盖上写着：“防止小孩拧开──按下去，左拧，拔”。目不识丁的父亲看不懂这一切。
    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完全不理智的，但我还是进城买了一支金笔和一本皮革包的袖珍字典。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，我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他手里，这双曾经是温暖、灵巧、能干，但永远没学会写字的手。